北京当局近年来多次提及消除贫困问题，4月2日，中国审计署公布报告显示，多地将扶贫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等领域。学者认为，虽然官方大搞扶贫宣传，但是民众不再信政府。

多地将扶贫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等领域

北京当局不断提及扶贫，把消除贫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。例如，扶贫会议提出要“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消除绝对贫困；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。稳定实现贫困人口‘两不愁三保障’，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。”

4月2日，中国审计署公布2019年第1号公告《2018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》。公告显示，18个地区存在违规将扶贫资金用于非扶贫领域、重复发放补贴资金、套取扶贫资金、资金闲置等问题，涉及金额2.14亿元；19个地区的190个扶贫项目存在进展缓慢、建成后闲置或无法使用、因管理不规范、效益不佳甚至形成损失浪费等问题，涉及金额1.59亿元。

审计发现，2015年至2018年，8个地区违规将17,028.56万元扶贫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、购买理财产品、资金拆借等非扶贫领域。8个地区分别为河南省鲁山县，贵州省习水县，甘肃省玛曲县，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，江西省万安县，广东省揭阳市空港区、揭西县、惠来县。

另外，还有7个地区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高等问题；一些工程最长逾期7年仍无法实施。

有美国媒体报道，对贫困宣战可能让中国穷人成为最大受害者。有经济学家说，把脱贫作为政府的任务，通过特殊手段达成目标，这种脱贫不可持续，之后贫困还会卷土重来。

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，人均纯收入2,300元为国家扶贫标准，大约相当于每天挣96美分。按此标准，2016年中国仍有4,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。另外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，约5亿中国人——占人口约40%，生活在每天不足5.5美元的条件下。

2月6日，台湾《中央社》刊出对长期研究中国农村和基层社会、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阿古智子的采访。

阿古智子说，中国大力宣扬“扶贫”的成果，其实只是表面功夫，贫困的根源在于制度，例如，农村官员的贪腐、农民的债务等。

早在1994年，阿古智子为了写硕士论文就到过湖南省桑植县做调查。那时候，她就发现一个遍布债务、贫困农民的贫困县，为了接待外宾安排超乎想像的宴请。

扶贫中官员的贪腐，从中国官方给出的数据也有体现。2018年6月份，中国审计署发布一组数字，在对145个贫困县审计的报告中，涉及约39.75亿元的资金落入贪官手中变为“扶贫”款；失职渎职造成财政资金流失，查出84件基层干部牟私利等案件，追回5.32亿元。

曾担任纽约市长白思豪代理首席演讲撰稿人的周君鸿(Eugene KChow)去年发表文章认为，中国穷人有可能在脱贫运动中受到最严重伤害。原因是，这一运动“严重依赖不透明、神秘、已经负担过重的社会福利制度”和“可能使中国贫困人口比以前更糟的政策”。

周君鸿表示，一方面在北京、上海等特大城市发起了“驱逐低端人口”运动，另一方面正把7,000万农村居民搬迁到中国的二、三线城市去——既可消化那里空置的“鬼城”，又可提升新城市居民带来的消费水平。

但文章说，“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人员和教师严重短缺，这些新城镇居民无法获得健保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”；“农村移居城市的居民不仅缺乏服务，还切断了他们过去熟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，并将其抛入一个不熟悉的世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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